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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于他而言，“学术是面对世界的荒诞的时候掏出的糖果”；“专业性和趣味性也不是不可兼容的矛盾体”。他与陈力丹教授合著《英国新闻传播史》；译作《交往在云端》《脸书故事》《舆论的结晶》受到广泛好评。在微博上他是“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酷爱发博、发段子，也发自己的表情包；在课堂上他是讲故事的人才，化鬼畜视频为己所用，辅佐理论讲解。他说，“我好好教书，踏实写字，做好本分事。有趣的灵魂，总会在文字中相遇”。
曹林： 董老师被考研的学生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看到学生在微博吐槽说“被董老师‘玩弄’了一夜感情，背了一整夜”，您怎么看待自己在考研学生心中的这种评价，以及这种“背了一整夜”，被人背的感觉如何？ 董晨宇： 这是我本科的学生在考完我的课时说的，不是考研的学生。我想说的其实是一种教育需要反思的事情：学生在面对期末考试的时候，“背诵”成为他们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上学期期末考试的卷子里，我出了很多不需要背诵、仅靠背诵也回答不出来的题目，因此有了您问题中的这个桥段。 我一直跟学生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的想象力，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做学术研究，都不要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然而这对很多学生来说，似乎是很难“拧”过来的事情。这和基础教育中灌输的正确答案观念可能有一些关系，正确答案是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不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危险的思想愉悦”，我们需要在理解一件事情之后，去挑战既有的判断，提出新的视角或观点。我学习传播学这些年来，最受益的一句话便是：“一切都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简单。” 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 曹林： 考研似乎成了新闻传播方向学生的常态，不少同学考入新闻学院就有了读7年书的准备，不是在考研、就是在保研路上，或者是在“二战”“三战”路上，本科毕业好像已经“不配”工作了，您怎么看待这种集体考研热？本科找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您会建议学生怎么选择？您对考您研究生有哪些“董晨宇式要求”？ 董晨宇： 诚实地讲，“研究生”三个字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本意。很多研究生其实不会研究，它更像是一个找工作的加分配置。所以，此时，“找到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往往并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对很多人只是达成一个目的的两个手段。我曾听过一个说法，“工作就是判死刑，考研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研究生扩招之后难以避免的糟糕状况。因此，我并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学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他们显然比我懂得更多。 当然，的确有一些学生读研究生是有学术理想的。对于这部分学生，我觉得考研只是一个继续这份理想的手段。我当年也经历过考研。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有些人选择所谓的“二战”，我能理解其中的不易，尤其是心态上的调整是极其艰难的。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考上，你可以选择再试一次，但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你还可以考虑调剂，也可以选择出国读书（如果疫情结束的话），继续学习的道路是很多元的，而考研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的东西是很有限的，甚至很多备考中的辅导和训练，是与学术研究的逻辑相悖的。所以我和自己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会说：“请把你考研答题中的那些所谓技巧全部忘记，甚至因此忘记一些知识，都是值得的。在研究生阶段，要去读原典、去理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我有一个不知是否妥帖的想法：很多学生因为考研，学会了如何给出“圆润而无用”的答案，但学术研究可能更加偏爱“粗糙而锋利”的思考。 曹林： 某大学一个研究生因学业压力而自杀的悲剧发生后，复旦大学邓建国老师有个判断，他认为背后有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当下学生考研多以就业为导向，而研究生学习仍以科研为导向，跟导师做课题、写论文、发论文，这形成了结构性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董晨宇： 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同意邓老师的这个判断，在此基础上，如果需要补充另一个矛盾，则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时间积累与（很多学校）两年硕士研究生学制之间的矛盾。很多学生往往第一学期适应一下新的环境同时上很多课，第二学期就开始实习，第三学期开始写毕业论文，第四学期找工作。这个节奏太快了。因此，导师的压力、自己的学习导向，再加上客观短暂的学制，给部分学生造成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知道研究什么，就思考一下生活疑惑 曹林： 您研究社交媒体很多年了，发表了“反向自我呈现”等不少有影响的论文，译作《交往在云端》也成为畅销书。社交媒体常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某某平台毁了阅读，某某平台毁了思想，某某平台正在毁了年轻人，社交平台毁了社交，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 董晨宇： 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技术总是会与具体的社会语境发生化学反应，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现出它的社会意义。这里面有两个意义：第一，技术确实很强大，这种强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主宰性的；第二，它的强大究竟指向哪种具体的社会后果，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本身能决定的，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文化语境去考察这个问题。人类学特别关注地方化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人会说某某平台毁了年轻人，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拜厄姆博士在《交往在云端》中便通过历史的回溯，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恐慌，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举个例子：自行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教会认为自行车会毁掉青年一代。现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滑稽的说法，但你仔细想，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青年人有了自行车，周末就会一起骑车去郊游，而不会选择去家门口的教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技术的恐慌，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都是因为“我们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新技术与旧社会形式之间出于明确意志的共存”。 曹林： 董老师有一句成为思想鸡汤的话：“你要尽力让自己每一次使用互联网都变得有目的性。”不是互联网毁了我们，而是我们可能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没有足够的理智。您平常生活中也较多使用微博、豆瓣、微信，使用时，这种“目的性”非常清晰吗？关于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对有志趣做学术研究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董晨宇：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也曾是社交媒体的“重度依赖患者”，我自己进行社交媒体的研究，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自我解惑：我为什么离不开社交媒体？为什么会在上面消耗很多自己计划之外的时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躺在床上刷抖音，因为这也是有目的的——我们需要这种闲散的放松。唯一的问题是，你需要知道不同的目的在你的生活中大致需要分配怎样的时间。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具体的智慧可以分享。目前我的工作线索的确太多了，没有时间经常“刷”社交媒体。隔几天更新一条状态，也是一种放松吧。 我特别在乎的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于学生而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该研究什么，那就去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疑惑，学术研究是一种让你自我解惑的方式（虽然它并不比其他方式更加“高尚”）。我们做“留学生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的研究，出发点就是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感触到的一种困境；做“分手”的研究，则是我的硕士生段采薏在翻阅同学朋友圈时想到的一个点子。对于学术研究的初学者（包括我在内），去做与自己接近的、具体的研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和学生一起读书 曹林： 当下高校教师常常在学术与教学上处于厚此薄彼的纠结状态，考核以学术科研为导向，对教学缺乏硬考核，这种机制使很多老师更关注论文发表而不是课堂和学生。我看您常与学生一起发表论文，在微博上与学生互动，教学也得到促进，您是怎么让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学术与学生互相成就的？ 董晨宇：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职业道德的要求而重视教学，至少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尤其对于青年老师而言，讲课是一个整理自己知识结构的很好方式，因此这对我而言是有很多帮助的。“好好讲课”让我获得了很多，也是因为“好好讲课”，我在豆瓣时间等平台开设了自己的音频专栏。 与学生一起发论文，其实是一个“偷懒”的事情。因为我要指导学生，与其把他们撒出去读书，我觉得不如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和他们一起读。一边把论文写完，一边他们也会更有效率地成长，还可以发表论文。从我这边来看，学生是可以真的帮到我，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羡慕我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比如丁依然和段采薏，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很默契了，并不太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而是平等的论文合作者。当然，我觉得很抱歉的一点是，最近一年我特别忙碌，加上疫情的原因，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需要，我也和他们表达过我的歉意。我希望自己能再多花一点时间，这学期会和学生一起做“读论文会”，大概的设想是每周或隔周读一篇论文，我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分析文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如何能写得更好。精读论文会对他们有很多帮助，对我也是，这同样是相互成就的事情。 曹林： 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常引起讨论，我看您与带过的学生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为学生论文受到不公正对待去写长文抗辩。您觉得一个理想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可否分享一些好故事？ 董晨宇： 我的性格可能比较直接。为学生抗辩，可能也是性格所致，我觉得这个事情学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平。我们两个人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作论文，讨论了很多次，最后的结果完全不可理解：一篇修改后可以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的论文，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审中，竟然给了不及格的成绩。也有朋友和我说过，认为我应该忍忍算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于学生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说句话是最基本的责任。 我没能力总结导师和学生的理想关系，我自己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大概是适合我自己的性格：您之前提到互相成就，我觉得是很理想的状态。我很感激自己的学生，他们提出的很多视角，其实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要给他们表达的机会，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反驳我的观点。一句话来说，在思想上，他们要做独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师生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做到，并且做得很好，给了我很多惊喜。我自己也不太摆架子，学生会觉得和我交流放松一些。我最近在策划和今年毕业的学生一起去玩“密室逃脱”游戏，这也是互相成就，因为我还没玩过，我准备让他们带我去开开眼界。 曹林： 您有过国外学习的经历，常有人把国外博士教育与国内教育作比较，觉得“土博士”比较水，不过也有人说，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可否说说亲身经历？ 董晨宇： 这里所说的“牛”，其实是一个个人化的标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字落地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具体的标准。第一是研究方法，我认为，国外的博士教育会更加严谨一些。至少前几年是这样的，国内在这一点上在慢慢减少差距。第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海归博士经常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部分可能是因为西方理论的训练与中国现实的理解存在某些断裂。这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需要一些时间。第三是研究共同体。我和一些海归博士聊过，他们觉得回国之后，自己很像双重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身处国内，与英文学术界的“圈子”距离变远了，于是有一种边缘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海外归来，对于中文学术界的“圈子”也很难一下子融入、对话。我大概能理解他们的这种焦虑。 至于“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这句话的前提是，有人曾经把他们说得特别牛，而不是人家自己吹自己特别牛。我认识的海归博士都是很谦虚的，也都很希望去理解和融入。不过，这句话的逻辑其实也暗示了一个去魅的过程，只有去魅之后，我们才可以相互之间展开对话。更重要的事情，也就不是比比谁更“牛”，而是如何将各自的知识体系融汇成中国传播研究新的版图。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用理性对抗狂热，用包容对抗狭隘 曹林： 现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离“职业实体”好像越来越远了，学新闻的很多不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没有新闻教育背景，教新闻的多没做过新闻，您怎么看待这种多重分离？您觉得新闻传播学的核心知识有哪些？这种核心知识能让一个经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即使毕业后不进入这个行业也能终身受益。 董晨宇： 我是做传播学研究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不懂如何做新闻，也没做过记者。所以我只能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耕耘。例如新闻评论，让我去教，我也会拒绝，因为我没学过，也没写过，教就是误人子弟。作为一个新闻学的外行，我莽撞地认为这个领域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对“术”的要求日新月异（例如：数据新闻）。新闻行业的专业人士在其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教学角色，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需要迈过两个坎：一是在专业能力之外，理解如何教学；二是在实践技能之上，进行适当的理论凝练。具有实践和学术双重背景的老师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这位老师还具有高度的教学责任心，学生会受益很大。比如，陈力丹老师在人大讲新闻理论，他本人在《光明日报》工作过多年，讲的东西既接地气又有理论高度。 那么，传播理论这门课的哪些核心知识，可能对学生未来的事业和生活有帮助呢（即使他们不做这一行）？我和学生说，“如果你们不从事传播学研究，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我讲过的理论，其实这些并不重要，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获得一种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用理性对抗这个社会的狂热，用包容去对抗这个社会的狭隘，这是教育的意义”。这句话并不是仅仅属于传播学的，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乃至整个大学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学在这方面的独特性，也许可以和我们身处的媒介化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新媒介素养”。对于新的媒介技术，以及其中表达方式的狂热与狭隘，传播学能提供更为具体的启发。这种启发会和其他学科合流，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也是传播学对我最大的助益。
